保障农民权利是法治中国建设的基本内核

保障农民权利是法治中国建设的基本内核

——访北京市农村经济研究中心研究员、《农民权利研究》作者张英洪　　农民问题的实质是权利问题，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核心任务之一就是要建设保障农民权利的公正社会。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这为维护和发展农民权利提供了很好的契机。

事实上，虽然近些年来农民权利已经取得了很大的进展，例如社会保障权利、医疗保险权利等都覆盖了广大的农民，但在城市化进程中对农民财产权利的剥夺和侵犯已经成为目前农民权利面临的最大问题。因为这个问题造成的自焚事件、群体性事件此起彼伏。没有对农民基本权利的尊重和保障，就不可能有社会的公平正义，也不可能有国家治理的现代化，更不可能有农民的尊严和幸福生活。　　保障农民权利是法治中国建设的基本内核，就这个问题，中国经济时报专访了十多年来一直研究农民权利问题的北京市农村经济研究中心研究员张英洪。　　中国经济时报：我们知道，中央编译出版社最近集结出版了你多年来对农民权利问题的研究成果——《农民权利研究》，你为什么将研究视角定位在农民权利问题之上？　　张英洪：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的《农民权利研究》一共四本书，第一本是《给农民宪法关怀》，第二本是《农民权利论》，我把农民问题和国际人权公约结合起来，从国际人权公约的视角考察中国的农民问题，第三本是《农民、公民权与国家》，第四本是《认真对待农民权利》，是我运用以前的研究基础和框架做的农民权利政策研究。　　农民问题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最突出的问题之一。在中国，农民是占总人口比例最多的群体，同时也是基本权利遭到侵害最大的群体。　　我出生在湘西农村一个极其普通的农民家庭，农民的底层生活和权利的受侵害使我感同身受。但仅仅有对底层民众苦难生活的同情和对社会不公的义愤是远远不够的。因为如果没有现代民主法治理念的提升，没有基本人权观念的确立，简单地对底层民众苦难生活的同情和对社会不公的义愤，极易导向仇富、仇官的民粹主义。　　我在农村生活和工作时，看到侵害农民权利的事很多。其原因既有国家层面的制度安排，也有地方政府的土政策使然，更有一些权贵的胡作非为。在对农民命运的关切和对国家善治的沉思中，我找到了反哺农民、报效国家的最好武器——权利。赋权于民，建立尊重和保障个人基本权利和自由的公正社会，不仅对农民有利，而且对整个社会有利。保障每个人的基本权利和自由，既有利于百姓，也有利于官员；既有利于穷人，也有利于富人；既有利于在野者，也有利于当政者；既有利于右派，也有利于左派。可以说，保障每个人的基本权利，是现代国家合法性的基础，是人类文明的共同底线。　　中国经济时报：农民权利事实上一直是比较敏感的问题，尤其在研究领域，很少有人敢于涉足，你认为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张英洪：在我看来，主要原因有两个方面：一是学科分割所致。受苏联模式的影响，我国的学科分割不亚于城乡分割。以前从事农村问题研究的学者主要是学农业经济学、历史学和社会学专业的，他们基本上都没有农民权利的知识和背景；而研究权利的学科主要是法学和政治学，从事法学和政治学研究的人则长期沉浸在书本概念和理论的空谈中，对现实中的农民问题缺乏应有的关怀。中国的高校没有设置农民权利这个专业，因而就没有培养出研究农民权利的专业学生。　　二是意识形态束缚所致。由于受苏联模式的长期影响，绝大多数人将权利、人权视作资产阶级的名词，不断将权利、人权等概念敏感化，使独立研究权利、人权等问题的人面临极大的风险。经验表明，60多年来，为农民说话的风险成本确实极高。我在十多年的农民权利研究中，也曾遭遇不少挫折和打击，一些人对我从事农民权利研究的误解更是常事。　　中国经济时报：你如何评价当前农民权利发展的现状？　　张英洪：近些年来，中国“三农”的公共政策发生了可喜的重大变化，免除农业税、建立粮食直接补贴政策、实行免费义务教育、建立覆盖全体农民的社会保障制度等措施，使农民权利的维护有了相当程度的发展。但是，损害农民权利的新现象也出现了，近年来最为突出的问题莫过于一些地方以城乡统筹发展之名，在城镇化进程中强征强拆，严重侵害农民的财产权利；同时，一些地方和部门以维稳为名，不是全力解决农民群众反映的问题，而是全力解决反映问题的人，严重侵害了农民的人身权利和信访权利。农民权利的保障仍然堪忧。这说明，维护和发展农民权利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大课题。　　中国经济时报：在你看来，中国农民权利问题的核心是什么？　　张英洪：中国的农民权利问题，说到底，就是保障农民的产权和人权两大基本问题。“打土豪、分田地”式的民粹主义与掠夺民众的权贵资本主义是直接侵犯农民基本权利、危及社会和谐稳定的两大现实威胁。不受制约的权力和不受制约的资本是侵犯农民基本权利的两大“杀手”。保障农民权利，以至于保障每个人的基本权利和自由，关键在于驯服权力和驯服资本，这是我们实现现代国家治理转型最为艰巨的时代任务。　　中国经济时报：如何理解“驯服权力和驯服资本”？　　张英洪：权力与资本都是人类社会中客观存在的现实。但在如何认识和对待权力与资本上，我们存在许多认识上的误区。在如何对待权力上，有三种基本的认识和态度，一是消灭权力的无政府主义的观点。二是迷信权力的国家主义观点，法西斯主义和极权主义是20世纪国家主义的代表。这两种观点是对立的两极，在现实社会中要么是不可能实现，要么就是带来更为严重的灾难。三是驯服权力。既然公共权力既不能消灭，也不能迷信，那么唯一现实和理性的选择，就是驯服权力，就是将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建设现代法治国家。　　在如何对待资本上，也有三种基本的认识和态度：一是消灭资本，这就是传统共产主义的理论学说。客观地说，将资本消灭了，当然就不存在资本主义的种种弊端了。我国1950年代开始的社会主义改造，实质上就是公权力与社会底层的民众联合，最坚决、最彻底地消灭资本主义。但问题是，没有资本的社会，虽然免除了资本的祸害，却陷入了极权主义的深渊，导致了社会的普遍贫困和对公权力的普遍迷信。我们中国人是尝过消灭资本主义这杯苦酒的，这也是后来实行改革开放的重要原因。二是崇拜资本，放纵资本的横行。这就造成了原始资本主义的泛滥成灾。马克思的《资本论》对原始资本主义进行了最彻底的批判。改革以来，特别是1990年代以来，我们从消灭资本的极端走向另一个崇拜资本的极端，各地不择手段招商引资，公权力与资本携手，致使权贵资本主义大行其道，民众则饱受资本横行和权力滥用之苦。三是驯服资本。孙中山曾说过要“节制资本”。既然资本不能消灭，同时也不能崇拜和放纵它，那么现实的理性选择就是在法治的框架内，发掘资本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积极作用，同时抑制资本的为害。用吴敬琏的话说，就是要建设“法治的市场经济”。　　中国的所谓左派和右派，大都不能深刻认识权力和资本，往往陷入无谓的争论之中。与国际上的左右划分有所不同，中国的左右派有其自身的特定含义，用一种也许不是很准确的话来概括，中国的左派只批判资本的为害，却迷信权力；中国的右派只批判权力的为害，却迷信资本。中国缺少的既不是左派，也不是右派，而是促进和捍卫公民基本权利和自由尊严的权利派。　　历史的经验和现实的教训警示人们，我们既不能消灭权力和资本，也不能迷信权力和资本，我们的理性和现实选择是驯服权力和资本，将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将资本纳入法治的轨道。只有这样，我们才能保障农民的权利，也才能保障我们每个人的权利。尊重和保障公民的基本权利，应该成为我们的“底线共识”。　　在驯服权力和驯服资本上，核心任务是如何驯服权力。如果我们这个民族不能实现对权力的驯服，不能有效地将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那么，我们每个人，不管是穷人还是富人，不管是农民还是市民，不管是当政者还是老百姓，都会轻而易举地成为权力砧板上的鱼肉，社会也就不可能有公平正义可言。　　建设保障农民权利的公正社会，是时代赋予我们这一代人的历史使命，是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必然要求，是中国梦的重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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